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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學與法律史
稿件來源:人民法院報
發布時間:2019-03-22 15:19:48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徐愛國   

16世紀比利時醫生維薩里《人體結構》書中的插圖

人體解剖的醫學倫理與法律禁令

解剖學也有一部法律發達史。古代社會,法律和習俗禁止人體解剖,古希臘的著名醫師蓋倫只對動物解剖。在古人那里,人類對尸體的恐懼和困惑來自自己身體的副產品,特別是糞便和月經血。在他們看來,身體是人類認知的母體,尸體是生命與未知世界之間的中間階段。生與死是人類討論的永恒話題,構成宗教神學的各種學說。死與復活,都與身體相關,身體與靈魂合一,才是活著的人。靈魂離開了身體,就是生的消失和死亡的開始。不管是生前還是死后,身體的質料之尸體也具有獨立的意義和自治的活力。身體是超越精神靈魂的解釋學母體,解剖就是殺戮,因此,大眾文化將解剖尸體視為禁忌,以保證和保護尸體的神秘力量——與死者交流的能力和身體的復活能力。

直到14世紀,西方法律才開始開禁人體解剖。意大利、法國和英國的大學,在官方許可的條件下,每年有1至2具罪犯的尸體供醫學解剖。到16世紀之后,人體解剖才最后開放。由于尸體嚴格限定于罪犯和外邦人,醫學解剖所需要的尸體因此供應不足,最后導致醫生的騷亂和盜搶尸體,甚至盜挖墓穴。在美國,1818年紐約和新英格蘭、1820年緬因州,曾經專門立法反對盜搶墳墓。歷史地看,未得到死者或者親屬的同意、違背他們的意愿、無強制性的公共利益、違背民族的宗教信仰,不得進行尸體解剖。

解剖學對法律實踐的意義

解剖的醫學意義與尸體的社會禁忌,構成了身體解剖與民眾觀念的沖突。如果加上法律實踐的參數,解剖學在法律上的關系又增加了新的內容。法律實踐也是需要醫學解剖的,其中一項重要的內容是:當受害人在死因不明確的情況下,尸體解剖能夠找到死亡的醫學原因,可以為法官的判決提供參考,以此判定法律上的因果關系。

解剖學改變醫學史的時代,也是司法審判制度變革的時代。中世紀的司法審判制度以糾問制為主要特點,法官掌控審判的主動權。案件的調查、證人的訊問、證據的搜集、判決的發布,都需要法官主動出擊。12至13世紀的時候,醫生已經開始通過解剖查明死者的原因,是否可以得到法官的認可,則依照法官的判斷為準。

17世紀曾經有這樣的兩個事件。其一,死者與朋友飯后不適,幾天后身體越來越差,最后死亡。當局懷疑是中毒,啟動調查程序,下令驗尸。死者內臟腫脹,顏色可疑。本案以投毒案件立案。法官訊問了多個證人,證人的證言不一致。法官轉向醫生的鑒定意見。醫生根據當時已知毒藥的清單和特性,比較本案的情形,作出了判斷。醫生稱,雖然尸體解剖的結論指向了施毒,但是,本案中未發現毒品和中毒的特性,死亡的原因不是毒藥,而是受害人自身的疾病。醫生的推定如下:病人死前幾天都身體良好。發病時既沒有無法忍受口渴,也沒有慢性發燒的癥狀,而這是中毒的基本特征。任何毒物發生效果都有一個延遲的階段。本案中,死者突然衰弱、尸體快速腐敗,這都不同于毒物緩慢發病的特點。另外,死者生前生活方式不科學,驕奢淫逸,已經有身體衰弱的跡象。在這個案件中,尸體解剖視覺結論與醫生的邏輯推論是沖突的,法官采信了醫生的判斷。其二,按照中世紀投毒案的研判方式,法官會將死者的嘔吐物讓一只狗吃下,委派一個公證人和一個計時人觀察記錄。在法官在場的情況下,記錄下來毒物是否起作用,何時起作用。公證人的記錄被當作證據。這個時候,法官并不完全相信醫生的判定,而是根據自己觀察和搜集的證據,自由心證、作出判定,以對抗醫學專家。

醫學進步與民眾抗議之間的法律沖突

解剖學在法律上的意義,還有法律懲罰的性質。中外同理,中國古代的肉刑制度,就有羞辱和加重懲罰的意味。身體來自父母,肉刑留下的不可恢復的印跡,使罪犯與常人區分開來。舊五刑的墨、劓、宮、腓、大辟,后世的車裂、梟首、凌遲,法律上稱肉刑,醫學上就是解剖。漢文帝廢肉刑,法律人道主義的興起,反對的就是對罪犯的羞辱。斬刑重于絞刑,說的就是身首異處重于保留全尸。

西方歷史上,羅馬共和國時代的十二銅表法,規定債務人不能償還債權人債務時,債權人可以分割債務人的身體、各取其肢體器官。這個傳統在英國古代法中一直存在,重刑犯被處死后,尸體轉送到醫學院。醫生可以用于解剖、提升醫學技藝。此傳統也延續到了美國殖民地。

到了現代社會之后,分割身體的肉刑懲罰和振興醫學科學的兩種考量同時存在。美國最早的解剖法,是紐約的解剖法,確立于1789年。到18世紀90年代,美國國會立法和新澤西解剖法律緊隨其后。史學家分析,美國醫學解剖講座興盛于18世紀50年代,解剖的尸源不足,導致了掘墓盜尸的結果。紐約的解剖法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誕生的,當時,醫學技藝的提升需求、阻止醫學院學生赴歐洲學醫以示美國的愛國主義、醫學院學生自己動手解剖提升技藝,都需要大量的尸體。這樣,重刑犯處決后,法官可以下令將尸體轉送給醫學院。同時,民眾反對尸體解剖的情緒一直存在,極端的時候會發生民眾意識與法律的對抗。

有這樣一個憂傷的案件。被告人是一個音樂人,從費城將出版中心轉到紐約,財政上出了問題。為了解決財政危機,他分別與兩個人合作。但是,兩個人把他帶入了深淵。其中一人指責他欠債,占有了他的財產;另一人因為他的欠債告到法庭,讓他有了4個月的牢獄之災。從監獄出來之后,被告人不能還債,債務人另行起訴,要求法官下令將他再次入監。法官下令副治安官將被告人帶回監獄,副治安官跟隨被告人一天,被告人哀求多給點時間籌措資金。黃昏時刻,副治安官不再給被告人機會,要帶他入監。雙方起了沖突,被告人槍殺了副治安官,法官以謀殺罪判處被告人死刑。法官判處被告人絞刑的時候,忘了下達解剖令,解押官又把被告人帶回法庭,法官下達解剖令。得知要解剖被告人尸體的消息傳出后,民眾情緒失控、聚集導致騷亂。

法官不敢按照常規將被告人尸體直接交給附近的醫院,而是在被告人死亡當晚后半夜,讓相關人員偷偷將尸體移到解剖室,在秘密狀態下,醫生解剖了尸體。醫生讓助手將解剖后的尸體就地埋葬,但是助手們擔心憤怒的民眾暴力闖入醫院、武力威脅醫學人員,他們便趁夜黑將解剖后的零碎沉入河底。

(責任編輯:楊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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