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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種樹之法、植樹之道與國家治理
稿件來源:人民法院報
發布時間:2019-04-02 15:33:42

沈瑋瑋   

當下人們所稱的“植樹”,在早期中國被稱為“種樹”。“種樹”二字在古代中國實為兩詞,“種”指農耕之務,僅是指狹義的農業。“樹”乃園圃虞衡藪牧之政,包含了林業和畜牧業等,屬于廣義的農業。二者合稱,皆為古代中國所強調的農本之要義。《國語》有云:“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說明周代行道樹便已有之。此外還有溝樹以作鞏固城郭溝池之用。《周禮·夏官·司馬》載“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西周設有“林衡”“山虞”等官專管山林資源,春秋時稱“衡麓”,所用“衡”字意在表明其平衡山林資源的功能。先秦之際已經出現國家人居環境規劃的理念,《商君書·算地》對此有十分詳細的表述:“故為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藪澤居什一,溪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一,惡田居什二,良田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據此來看,作為自然環境的林業占比達30%,田業占60%,農林之比為2∶1,因此,商鞅將國家山林作為重要的國家戰略資源。至秦代焚書,“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史記·秦始皇本紀》)“種樹”所指代的便是農林種植生產之術。

斧斤以時入山林的農林之法

早期中國林業對于國家治理的意義大致有三:一是為了輔助農業,確保風調雨順之自然平衡;二是為了治理荒政,在荒年可以作為保民之法。正如《周禮·地官·大司徒》載:“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防止百姓離散):一曰散利,……五曰舍禁(取消山澤禁令,準許百姓狩獵)……”以山林補國家救濟之不足;三是為了祭祀、營造之用和獲取軍事資源。據《左傳》載,周王和諸侯經常要舉行狩獵,為祭祀準備供品。除祭祀外,戰車及甲胄的皮革、弓兩端的骨角、戰旗使用的羽毛等都需要從山林獲取。秦亡楚后,楚國山林就成了秦國大規模建設事業的木材供應地。因此,到戰國時,君主開始將所有自然資源納入王權的控制范圍,試圖通過獨占山林藪澤來確認和鞏固個人專制權力。因此,以農為本的專制國家,便將所有利用自然資源和進行的農業活動都看作是農業的當然意義。

秦代在律法上體現了“斧斤以時入山林”的林牧業資源調配思想,漢代為維護農本,抵御商品經濟對農業的沖擊,不斷靠詔令來強調“種樹”的意義,但并沒有實質性的操作指南,只是不斷強化對農業意識形態的宣傳。例如漢景帝曾下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漢書·景帝本紀》)到北魏孝文帝時,種樹的地畝、數量、品種都有了具體規定:“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余,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奴各依良,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于桑榆地紛雜蒔余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魏書·食貨志》)為了配合均田制和租庸調法,唐代規定“永業田,樹以榆、棗、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數”。(《新唐書·食貨志》)宋太祖則按照民戶等級來要求每家每戶的種樹數量:“定民籍為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等減二十為差,桑棗半之。”宋太宗時諸州置農師,要求農師“練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宋史·食貨志》),且免其租役作為獎賞。元代則開始強調種樹的成活率,元世祖時有令:“每丁種桑棗二十株。土性不宜者,聽種榆柳等,其數亦如此。種雜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為數。愿多種者聽。”(《元史·食貨志》)明代在此基礎上開始系統地提出了造林護堤的計劃,曾任總理河道的劉天和(1479—1546年)于嘉靖十四年(1535年)“浚河三萬四千七百九十丈,……植柳二百八十萬株……”同時,他總結了有關黃河護岸的“植柳六法”,寫下了重要的水利著述《問水集》。可見,到了明代,系統性地調配林業,注重發揮林業之于國家治理的全局性價值已經成型。

農桑兼修、種樹兼顧的民生之道

到了清代,滿人系統地總結了歷代以來種樹的經濟價值,即利濟民生,并加以發揮。順治十五年(1658年),“桑柘榆柳,令民隨地種植,以資財用。”康熙十年(1671年),“民間農桑,令督撫嚴飭有司加意督課,毋誤農時,毋廢桑麻。”雍正二年(1724年),“舍旁田畔,以及荒山曠野,量度土宜,種植樹木。桑柘可以飼蠶,棗栗可以佐食,桕桐可以資用,即榛楛雜木,亦可以供炊爨,其令有司督率指畫,課令種植。”乾隆七年(1742年)上諭更是引用古法來強調“種”與“樹”作為政務之兩端等量齊觀的價值:“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谷,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其為天下萬世籌贍足之計者,不獨以農事為先務,而兼修園圃虞衡藪牧之政。”一語道出了園圃虞衡藪牧之政對于經世濟民的意義。而在同時期著名的農學家楊屾(1687—1785年)看來:“農非一端,耕、桑、樹、畜,四者備而農道全矣;若缺其一,終屬不足。”這種大農業的思想有助于進一步推動桑樹畜經濟的發展。為此,他還撰寫了指導蠶桑養殖的專業技術書籍《豳風廣義》,其目的便是為了恢復陜西的蠶桑事業。當然,種樹對于保障河道順暢、確保轉運安全以及經濟輸送的意義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的詔令中再次強調,這是繼承了明代的做法:“按里設兵,分駐運堤,自清口至邵伯鎮南,每兵管兩岸各90丈,責以栽柳蓄草,密種菱荷蒲葦,為永遠護岸之策。”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繼續發布詔令,強制黃河沿堤種柳,并申禁近堤取土,固堤護岸,保障農田水利以及轉運經濟安全。(樊寶敏:《中國清代以來林政史研究》,北京林業大學2002年博士學位論文,第20—26頁)

農桑兼修,種樹兼顧,正是傳統社會保障民生,減少政府治理風險,實現基層社會自給自足的秩序狀態。誠如孟子所言:“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老者衣錦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在早期中國思想家的眼里,樹桑以及雞豚狗彘之畜即為園圃虞衡藪牧之政,位列于農田之前,皆為王道之本。且其可以保障50至70人的溫飽;而農業百畝之田,僅可確保8人左右的溫飽。相比之下,園圃虞衡藪牧之政的經濟效益遠勝于農耕。當然,孟子以及明清統治者發展樹桑之策的初衷是確保小農自給自足的私有生計,即便是河堤種樹,也是為了確保農耕及轉運之便,并非是為發展國有林業經濟。

林業經濟的近代之策與植樹節的意義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一系列興辦農林的舉措不斷發掘了蘊藏在林業之中的巨大經濟效益,十分注重保護和發展國有經濟。為了廣開財源,緩解財政危機,甲午戰爭之后,有志之士提出仿效西方興辦農林的建議。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御史華輝上奏“廣種植、興水利”的建議。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巡撫岑春煊上奏建議調查各類土地,提倡荒地開墾和荒山造林。民國肇始,農林部便成立,以“農林部”名之,意在看重農林并舉對于民生經濟的作用,并且不僅僅停留在口號上,反倒是制定了詳細的林政方針,對林業頗為重視,以扶持林業。北洋政府在繼承南京臨時政府的基礎上,進一步將林政納入法制化軌道,制定了諸如《森林法》《森林法施行細則》之類的林業專門性管理法規,近代化的林業法制體系初步建立,林政管理日益成熟。

在近代農林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始終成為指導近代中國農林事業發展的基石。他一開始便明確了林政與防災減災的關系,并且與“三民主義”之民生主義緊密結合起來。1924年8月,孫中山先生在廣州作關于民生主義的演講時,全面而深刻地論述森林的重要性:“解決民生問題,首先要解決吃飯問題,為此,要先解決農業生產的方法很多,最關緊要和最難解決的問題是防災問題。……所以我們研究到防止水災與旱災的根本方法,都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國大規模的森林。”當然,孫中山先生是從保障農業生產的角度來闡釋造林之重要性的,其觀念的基礎實則是基于防災減災思想,這幾乎與傳統荒政思想無異。為喚起民眾對植樹造林的重視,孫中山于1915年便提議設立植樹節,并從防止氣候變化的角度考慮,認為將清明節作為植樹節較為適合。同年7月,北洋政府正式批準以清明節為植樹節。孫中山先生逝世后,1928年3月1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決定,在總理(孫中山)逝世紀念日各地將舉行植樹活動,提倡植樹造林。次日通電各省政府稱:本黨秉承總理遺志,“努力為革命的建設,當此海宇將清,國基大定,益切追念國父之誠……每歲三月十二日,全國各地一致舉行植樹典禮,以為全國造中山林之提倡,務期藯成大觀,昭布無極。”1929年,國民政府還正式頒布《總理逝世紀念植樹式各省植樹暫行條例》,規定“各省應于每年三月十二日總理逝世紀念日舉行植樹及造林之運動,以資喚起民眾注意林業”。該條例規定“舉行植樹式時,各機關官職員各學校師生及地方各團體民眾均應一律參加,躬來栽植”。此后,國民政府即以孫中山先生逝世的3月12日為植樹節,全稱“總理逝世紀念植樹式”。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為表示對孫中山的崇敬和保護自然環境,仍然保留植樹節。1979年2月,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六次會議決定每年3月12日為植樹節。1981年12月,五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還通過了《關于開展全民義務植樹運動的決議》。次年,國務院頒布《關于開展全民義務植樹運動的實施辦法》,將群眾性植樹活動首次以法定形式固定下來。此后,我國的全民義務植樹已成為世界上參加人數最多、持續時間最長、聲勢最浩大、影響最深遠的一項群眾性運動。近日,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發布消息稱,在過去的20年,世界變得越來越“綠色”,其主要歸功于中國和印度的行動,而僅中國的植被增加量就占到過去17年中全球植被總增加量的25%以上。

樹木、樹德、樹人與國家治理之基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樣:“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古代中國對種和樹的重視,乃農本之道所需,農包含著林,此后農林并舉,直到黨的十八大以來,農業農村部和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并設的大農業模式,一直傳承的是以農為本的國家治理與發展之道。康熙年間的名士俞森在其所著的《種樹說》中詳細闡述了種樹的八大益處:產量高、抗災害、做薪柴、建樓居、做器具棺槨、護堤防洪、養蠶、防沙。同是“語曰:‘樹德莫如滋。’使數十百年之后,諸父老食以得飽,居以得安,指此參天蔽日者……”以種樹為本的農業是為實現民有恒產,不論樂歲還是兇年,皆有衣食保障。“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然后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否則“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欲實現禮義之治,需為民制產,提高民眾財力,而種樹乃小農經濟模式下藏富于民的絕佳財富體。于是,中華帝國通過推廣種樹等實施農政與荒政,維護國本與保民,“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這便是古代中國的立國之道。

對以上種樹的經濟價值和道德價值,孟子其實早已闡述過,他認為經濟價值在于“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即“樹德”;道德價值則在于“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能夠成就“樹德”的便是王道與仁政,以此教養官民,即“立德樹人”。“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樹人”之目的為“使人成圣”,要求從“修齊治平”這四業點滴做起,如同參天大樹的年輪留下成長歲月印跡。當然,樹木與樹人并非只有成長過程的相似,楊屾的《豳風廣義·弁言》認為:“夫欲修四業之全,宜先知農務之要……農書為治平四者之首。”以種樹為本的農業乃治平之要,修習種樹,便是治理國家。成就國家治理之時,便是成就仁君賢達之際。由此看來,從物質到精神,從生計到禮義,從成人到成圣,這一由物及人,由表面到本質的傳統農業之道,最終衍生出來的是國家治理。因此,認真對待古代中國的“種樹”二字,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深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事業中貢獻中國傳統的智慧和力量。

(作者單位: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

(責任編輯:楊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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