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彩网1
 
美國自白任意性規則
稿件來源:人民法院報
發布時間:2019-04-02 15:33:42

程 衍   

自白任意性規則最早起源于英國,是當時普通法系最重要的證據規則之一,之后隨著美國的獨立,在美國司法體系內被逐步細化和完善。

自白任意性規則的雙重屬性

第一,普通法證據規則。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早于1884年通過Hopt v. Utah一案明確了自白任意性規則,規定被告人的庭外供述必須是自愿作出的才能夠被法庭采納。Hopt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將自白任意性作為一項證據規則予以明確,其價值追求是確保供述的真實性、防止錯案發生。

第二,憲法性原則。最初自白任意性規則并不具有憲法屬性,直到1897年,聯邦最高法院就Bram v. United Stated一案作出判決:“憲法修正案五”所規定的禁止強迫自證其罪原則,是對普通法自白任意性規則的明確和細化。隨后在Malloy v. Hogan一案中聯邦最高法院明確,“憲法第十四修正案”所規定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同樣要求保障自白的任意性。借此,自白任意性規則被上升為憲法性原則,用以規范公權力、保障人權。

任意性的判斷標準

關于任意性的判斷是自白任意性規則得以有效適用的前提。但任意性的普通法定義過于籠統,難以指導實踐。因此,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通過一系列判例,從反面將不自愿供述的認定標準逐步明確。

第一,強壓下違背意愿(暴力和威脅)。最早在殖民地時代,毆打、體罰等物理上的暴力行為被認為是扭曲被告人意志的罪魁禍首。隨著時代的發展,強制性行為的外延被不斷擴展。1940年,聯邦最高法院通過Chambers v. Florida一案明確:即使不存在物理暴力,威脅或暗示使用暴力同樣會造成自白的非任意性。1959年,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Frankfurter就Spano v. New York一案撰寫意見:實踐中不正當獲取供述的手段愈加多變,因此很難有一個確定的標準,需要綜合情況判斷。但是具體如何判斷非自愿性一直未能明確,直到1966年著名的米蘭達案發生。聯邦最高法院就米蘭達案形成意見:如果被追訴人的自由意志受到外界壓力,那么其供述即是非任意性的,典型例子即是犯罪嫌疑人被逮捕或以其他形式被警察控制,那么其心理必然感受壓力,供述必是不自由的。因此聯邦最高法院制定了米蘭達規則:犯罪嫌疑人在接受羈押性訊問時,警察必須告知其沉默權、律師在場權以及相關法律后果,否則供述即是非任意性。

第二,1968年,聯邦最高法院通過Greenwald v. Wisconsin一案,將相關問題進一步細化,明確了“整體情況考量”辦法,用以判斷自白任意性。Greenwald僅有初中文化并有高血壓病,在被逮捕后經過多次訊問承認了犯罪。聯邦最高法院認為Greenwald的認罪不具有任意性,因為雖然Greenwald知曉憲法性權利,但是經過整體情況考量,其患有疾病且整晚未眠,只有早點認罪才能盡快保釋,所以其自由意志受到了強制性壓力。因此,即使經過米蘭達警告且警察沒有任何不當行為,供述同樣可能因為整體情況考慮而被排除。

第三,承諾和引誘。自白的非任意性可能因為心里恐懼,也可能出于利益誘惑。1991年Arizona v. Fulminante一案,警察線人得到授意后向Fulminante承諾,如果Fulminante認罪將為其提供保護以免受牢獄欺凌。聯邦最高法院最終認為Fulminante的供述非任意性,因為本案中警察實則以實際利益作為認罪交換,犯罪嫌疑人很可能為了避免迫害而虛假認罪,其危險性與刑訊逼供無異。基于此,一些州例如堪薩斯州隨即出臺規定,偵查人員直接或間接提出的任何引誘性條件,只要可能影響犯罪嫌疑人心里權衡,那么相關供述即是不自愿的。實踐中,偵查人員以降低指控、輕緩化刑罰為條件而換取的認罪,通常具有非任意性特征。這也是為什么在辯訴交易中如果犯罪嫌疑人突然反悔,其先前認罪不能作為指控證據的原因。

第四,欺騙。偵查人員以欺騙獲取證據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為美國立法和司法機關所認可。因為不同于威脅和引誘,欺騙導致虛假供述的可能性較小。在Frazier v. Cupp一案中,偵查人員虛假告知Frazier,其同案犯Rawls已就二人謀殺作出供述。Frazier隨即認罪。Frazier聲稱因欺騙而獲取的自白不具有任意性,隨即上訴。聯邦最高法院最終判定證據合法,因為僅是得知共犯認罪并不能對犯罪嫌疑人產生心理強制進而作出虛假供述,而實踐中,欺騙性的訊問方式很多則被認為是偵查策略并被接受。美國一些地區就相關判斷標準進行了明確,例如,加州最高法院就People v. Scott一案作出判決:欺騙的合法性需個案分析,判斷其中心理強制程度和虛假供述的可能性,并且與威脅、引誘相區分,比如,偵查人員以犯罪嫌疑人親屬的逮捕為欺騙內容,此實則是威脅;以盡快保釋出獄為欺騙內容,實則是引誘,二者都將導致供述的非自愿性。

非任意性自白的排除程序

第一,自白任意性的雙重排除。自白任意性規則具有雙重屬性,一是普通法規范,二是憲法性原則,價值追求分別是保障供述真實性以及偵查行為的合法性。供述的真實性屬于事實問題,由陪審團判斷,偵查行為的合法性屬于法律問題由法官審查。聯邦最高法院通過Duncan v. Louisiana一案形成判例,關于自白的任意性由法官就其中的法律問題(偵查行為合法性)進行審查,即使法官判定取證程序合法,被告人同樣可基于自白的真實性向陪審團提出事實性審查動議。因此自白任意性具有了雙重審核程序:審前的法官審核和審判中的陪審團審核。

第二,自白任意性的證明主體與證明標準。美國采取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法官具有被動屬性。因此關于自白任意性的審查動議,需由被告人一方主動提起。就證明主體而言,公訴方應證明其所提供證據的真實性,此早已在普通法國家形成共識。但證明標準在美國各州并沒有統一規定。1972年在Lego v. Twomey一案中,伊利諾伊州內一法院以優勢證據標準認定被告人Lego的供述具有任意性。Lego上訴認為應以排除合理懷疑為標準。聯邦最高法院作出判決:就供述任意性的審查,優勢證據標準是合理的,但這應當是最低標準,各州只可提高而不能降低。

第三,自白任意性的例外——無害的錯誤。通過Arizona v. Fulminante一案,聯邦最高法院形成意見:雖然法官因錯誤判斷而誤將非自愿供述呈現于陪審團,但是如果二審法院以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認為,即使排除相關供述亦不會改變有罪判決,那么即符合自白任意性規則無害錯誤的例外,不需撤銷原判決。

(作者單位:華東政法大學)

(責任編輯:楊奕)
相關文章
 
中国足彩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