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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老文化”在明清徽州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和影響
來源: 人民法院報 2019-11-15 09:57

    鄭 剛

  明宣德年間,安徽省祁門縣發生了一起曠日持久的官司。宣德八年(1433年)和宣德十年(1435年),祁門知縣分別收到祁門縣十四都李阿謝和謝能靜的“供狀”,兩份“供狀”都指向同一個糾紛:祁門十四都李舒山場田宅繼承糾紛。

  李舒是當地六十畝山場和田地的鄉紳,娶了同鄉謝能靜的姐姐李阿謝為妻,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病發身亡撇下年僅四歲的孺子李務本。沒料到,永樂十年(1412年)李務本也暴病身亡。李舒族弟李勝舟便讓自己兒子李景祥作為李務本繼嗣,繼承家產。但李阿謝和謝能靜“供狀”上說李景嗣過繼后仍與其兄李景昌共同生活,并未照料贍養李阿謝。宣德七年(1432年)李阿謝向里老反映,認為李景祥繼嗣族兄李務本“昭穆不應”實為不當,“經投里老,及首告本縣”。之后,知縣命里長、老人赴當地勘驗調查,經過里長、老人調查后也覺得李景祥繼嗣不合適,知縣遂命李景祥返還自家,李阿謝重新選擇繼嗣之人。不料,李景昌、李景祥兄弟以李阿謝、謝能靜企圖霸占李舒戶族家產為由直接向按察使上訴,按察使命徽州府重理此案,李阿謝遂向徽州府提出反訴,接徽州府府衙指令,祁門縣再命十四都里長、老人和親族赴當地調查。宣德八年、十年李阿謝和謝能靜分別向徽州府提交“供狀”,由此拉開一起長達十多年官司的序幕。

  類似李阿謝與李景祥發生糾紛不“首告本縣”而先“經投里老”調處現象在古徽州較為普遍,由此形成特有的“里老文化”現象。

  徽州“里老文化”現象的起源

  “里老文化”作為明初社會治理中一種特有的歷史現象淵源于里老制度產生和發展。明洪武初年,包括徽州在內各鄉村施行里甲制,洪武五年(1372年)二月在各地里社建造“申明亭”和“旌善亭”以教化整飭鄉風,“凡境內人民有犯,書其過名榜示亭上”(《太祖實錄》洪武五年二月“是月”條)。洪武八年(1375年)各地設社學和里社壇、鄉厲壇進一步進行宗族教化和管理。洪武十年,“初令天下郡縣,選民間年高有德行者”開始在各地推行“耆宿”制度。耆宿接受地方官政務和民情咨問,與地方官一起向朝廷推薦人才,向京師上奏官吏的賢否、善惡,并擔負“俾質正里中是非”里社教化和糾紛處理職責。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設置耆宿同時,給予鄉村德高望重長老一定地位和權力,協助耆宿管理鄉村、調處糾紛。耆宿和老人均可以上奏告發地方不法官吏并捕至京師。每里一名的耆宿也是從當地老人中選出,即使耆宿制廢止后,這些耆老、耆民階層依然存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耆宿”制因“蠹食鄉里,民反被其害”而被廢止,但歙縣溪南卻發生了一場官司,十五都吳秀民等吳氏裔孫為壟塘山始祖光公墳墓被十五都汪學盜葬而“具投”十五都“耆老”吳原杰要求處置。吳原杰會同里長胡太壽經過實地勘察取證,確認汪學盜葬行為。“汪學情虧,即舉墳改正,復立文書,不致再行侵害”(《歙西溪南吳氏先塋志》,唐始祖光公(壟塘山)條)。“耆老”即耆宿,說明當時古徽州“耆宿”制雖被廢止,但各里耆老仍發揮著耆宿調處糾紛的作用,直到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里老開始被賦予“俾聽其鄉詞訟”權利為止。

  里老制設置當初并未賦予其調處糾紛、治理一方的職能。洪武十四年(1381年)正月,由十戶里長戶和百戶甲首戶構成的里甲制向全國推廣。洪武二十年后招募老人參觀朝廷政治,被錄為官員后負責收買預備倉谷物。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太祖實錄》記載“召天下老人至京隨朝。因命擇其可用者,赍鈔往各處,同所在老人,糴谷為備”。洪武二十六年,太祖教諭戶部,“朕常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耆民糴粟以儲之”。此間老人實際擔負著預備倉運營職責。

  不過,從一些史料中發現,里甲制下老人除了有上述職權外,還擔負著特殊職能。洪武二十四年,第二次攢造黃冊所定的《攢造黃冊格式》中規定老人對官吏、里甲攢造黃冊時不法行為可以“上奏京師”。里老對于逃犯、逃亡士兵或無路引可疑人、私鹽犯人等可逮捕押至兵部。洪武二十七年三月,明太祖下旨規定“今后里甲、鄰人、老人所管人戶,務要見丁著業,互相覺察”,賦予了老人監管甲內人戶行蹤、擔負當地治安和維持秩序的重要職責。洪武年間制定的《新官到任儀注》“參見禮”還規定,“坊、鄉老人”在明朝身份等級處于衙役、里長、胥吏之上僅次于生員。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因無能、貪婪官吏欺壓殘害百姓致使向京師越訴的訴訟連年不斷,朝廷為嚴厲禁止越訴,命地方官府選出公道正派老人授予其《教民榜》,委任其處理戶婚、田宅、斗毆等糾紛,并由老人會同里甲進行裁決,直至洪武三十一年三月《教民榜》頒布施行,里老制最終確立。

  徽州“里老文化”現象的特點

  里老制推行前的宋元時期,鄉村治理和糾紛調處由村鄉德高望重的鄉紳、族長、耆老等擔當。元末明初理學家、教育家汪克寬在其《環谷集》卷八《傳·鄭長者傳》中這樣記載:“鄉邑訟理不決者,往往求直于長者,無不慚服而去”。歙縣洪氏一族鄉賢洪味卿“鄉閭訟爭者,多詣父君求直,其有私為不善者,輒相語曰,洪公聞之,寧無愧乎”。因其在處理鄉村糾紛中秉直公道,以至于洪味卿去世后,鄉間“強暴相凌弱寡,里中訟爭紛然,以強凌弱,不能伸一啄”,鄰里感嘆“安得復見洪公,以白吾心也”(程文撰,《新安文獻志》卷八九《邢實·遺逸·洪府君味卿墓志銘》)。

  至元七年(1270年)元世祖忽必烈頒行“勸農條畫”(即“社規”)進行鄉村管理,規定每五十戶為一“社”,遴選一名“年高通曉農事”者為社長,擔當指導督勵農耕及義倉營運等勸農工作并對善行者表彰和惡性者告誡(《元典章》卷二三《戶部九·農桑·立社》,《勸農立社事理》),還兼任預防盜匪叛亂職能。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朝廷又頒布“至元新格”,規定“諸論訴婚姻、家財、田宅、債負,若不系違法重事,并聽社長以理喻解,免使妨廢農務煩紊官司”,至此,社長被賦予調處民間糾紛職權。

  大德年間(1297年—1307年)徽州路總管郝思義將大司農司編撰《農桑輯要》“頒之社長,俾專勸課”,歙縣知縣宋節也“首務勸農、興學,農有游惰者,從社長供甲,籍充夫役,俟改悔除名”(弘治《徽州府志》卷四《職制·名宦·元》)。直至元末,徽州各都里村鄉的社長不僅指導和勸農、教化而且還擔負起調處民間糾紛,防范盜匪擾民的社會治安的職責。元統三年(1335年),祁門縣十三都村民洪社客在巡山時發現四都村民潘富二采伐杉木并印上鐵號標記歸自己所有,認為盜伐自家杉木而投訴社長,經兩都社長、族親眾人趕赴實地勘驗發覺杉木并非洪社客山場,洪社客即寫下退號文書,并認可社長調停,“自用人工搬移前去,本家不在阻擋”。不過,此時的社長主要以當地糾紛調停為主,并不參與地方官吏處理的訴訟案件,區別于明時期徽州里老受官府委托對民間糾紛裁決的職能。

  明清時期,在宗法制度影響下,徽州老人均由宗族“推舉平日公直,人所敬服者”充任,與地方里長、甲首一道管理宗族社會。按照《教民榜文》的規定,族人在“但年五十以上,平日在鄉有德行、有見識,眾所敬服者,俱令剖決事務,辨別是非”中推選出公正、有聲望者三至十人組成。祁門縣十四都謝氏宗譜《孟宗譜》中就記載了謝尹奮老人家世。謝尹奮祖父謝俊民是當地飽讀經書“處士”,其父謝景旦作為儒士被舉薦,由祁門縣學訓導榮升為江西贛州府知府。謝尹奮被《孟宗譜》收錄其“遺像贊”,“發廩括困,惠素及困窮,排難解紛,善聞于州里”。不難看出,謝尹奮作為祁門縣十四都“理判老人”在其族內屬德才雙馨“顯祖”。

  與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徽州推選各里老人同時,設置了“耆老”役職。“耆老”原多用作各里老人的別稱,這里成為有別于老人的役職。休寧縣《茗州吳氏家典》的《社會記》記載了景泰六年(1455年)八月“大府孫公于邑之每里設一耆老,以禮勸諭”。徽州知府孫遇還下令每里設一名“耆老”,來管控宗族,參與村鄉治理。明成化四年(1468年)三月,祁門十一都汪異常與其弟汪異輝因共業山界發生糾紛,“耆老李仕忠等到山查踏,前項所爭山地立界,對半均業”。和解息訟合同末尾也有“耆老”李仕忠、“老人”李景昭、“族長”汪仕美、中人李景潤等署名,顯然,在徽州,與各里老人區別設置的“耆老”與老人和族長一道承擔糾紛取證調停職責(國家圖書館藏《汪氏歷代契約抄》)。

  徽州里老在調處糾紛中不僅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征而且宗族影響頗深。一是徽州里老調處民間糾紛往往習慣與同族、族親等通過“眾議”進行,形成徽州宗族獨有社會力量。明正統元年(1436年),謝能靜管業的吳坑口山地與居住縣城周克敏、謝振安共同經營的山場接壤而發生山界糾紛,結果雙方“不欲紊繁”,在里老、族親等調停下“憑眾議”后,訂立和息合同,以平分爭議土地而和解。正統二年(1437年)在同一山地謝振安與謝能靜又發生地界糾紛,結果雙方也是在族人、里老的調停下,“憑眾議”劃定新界重新訂立合同和解。合同中作為“勸議人”的謝叢政、謝用政合署簽名。可見,明初徽州,老人調處糾紛中與同族和街坊鄰里采取“眾議”等方式明斷是非、解決糾紛比較常見,這種“眾議”形式為后來的徽州鄉約、文會組織“鄉評”提供了借鑒,凸顯了徽州里老調解鄉村自治的趨向。

  二是更加注重調處裁斷程序和形式。首先,族規家法強化里老調處地位和作用。明《教民榜文》中規定:“民間戶婚、田土、斗毆、相爭一切小事,不許動輒告官,務要經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斷。若不經由者,不問虛實,先將告人杖斷六十,仍發回里甲老人理斷”。據此,戶婚、田地、鄰里等訴訟不經當地里長、老人而徑直投訴官府不僅不允而且要受到“杖斷六十”處罰。徽州族規家法也在強化里老地位作用上作了規定。安徽省祁門縣二十都《陳氏文堂鄉約家法》中規定:“各戶或有爭競事故,先須投明本戶約正付理論。……若有恃其才力,強梗不遵理處者,本戶長轉呈究治。”《教民榜文》的頒布不僅從法律制度層面為徽州里老理訟提供了支撐,而且徽州族規家法也對里老理訟夯實了基礎。以至于徽州普遍出現“具詞投告本都老人”,由“理判老人”審案情形。其次,注重裁決程序的權威。里老裁決一般在類似司法審判場所“申明亭”里進行,“凡老人里甲剖決民訟,許于各里申明亭議決”。裁決形式依照《教民榜文》規定創制一種獨特“群裁”形式:“本里老人,遇有難決事務,或子弟親戚有犯相干,須令東西南北四鄰里分,或三里五里眾老人里甲剖決。”理訟時嚴格按照坐次順序:“其坐次,先老人,次里長,次甲首。論齒序坐,如里長年長于老人者,坐于老人之上”。可見,徽州里老調處“眾議”的秩序禮制有了嚴格的法律規定。

  三是強化里老調處權威。《教民榜文》賦予里老“用竹簏、荊條量情決打”處罰權,但不允許將鄉民拘禁或投獄“晨則令問,晚則放回”。里老裁決效力上,《教民榜文》規定了不允當事人上告,官府也不能直接受理。“民間詞訟已經老人里甲處置停當,其頑民不服,展轉高官,捏詞誣陷者正身處以極刑,家遷化外。其官吏人等,不察所以,一概受理,因而貪贓作弊者,一體罪之”。同時,里老裁決后,“其刁頑之徒,事不干己,生事訴告,攪擾有司官吏,生事羅織,勸科賄賂者,俱治以罪”。

  四是保障里老裁決的施行。《教民榜文》從兩個方面對里甲老人理訟作出保障。一是“老人里甲剖決詞訟,本以便益官府。其不才官吏敢有生事羅織者,罪之”。二是鄉里“頑民”因被老人責罰,“懷挾私恨”而將老人“排捏妄告”則“頑民治以重罪”。為確保公正,《教民榜文》還對參與理訟的里甲老人規定了嚴格法律責任。里老人不能決斷理訟致使訟民赴官陳告的“里老人亦各杖斷六十”;徇情作弊,顛倒是非,不能公正斷案的“以出入人罪論”;里老人不行正事,倚法為奸,“挾持里甲,把持官府,不當本等差役,違者,家遷化外”;理訟中,里老人不合眾議、攪擾壞事的“許眾老人拿赴京來”;里老人犯罪的“許眾老人里甲公同會議,審察所犯真實,輕者就便剖決,再不許與眾老人同列理訟。若有所犯重者,亦須會審明白,具由送所在有司,解送京來”。

  五是擔負著教化鄉民、勸農生產的職責。“治道必先于教化,民俗之善惡,即教化之得失”(《洪武寶訓》卷一《論治道》)。徽州老人在其勸諭教化體現出徽州特色:第一靈活多樣宣講圣諭六條,向鄉村推廣。徽州祁門縣西文堂陳氏一族編纂《文堂鄉約家法》,把明太祖頒布的《圣諭六條》作為宣講的主要內容,結合山區鄉民的生活實際編成通俗易懂的演繹體文字和詩歌廣為傳播,熏陶匡正乖戾民俗。其二,旌表宗族內孝子賢孫義夫節婦,整肅家風。許承堯在《歙縣志》之《烈女》中寫道:“按歙之山國,素崇禮教又堅守程朱學,閨闈漸被砥礪,貞淑揚馨,殆成特俗”。古徽州各類牌坊中,歙縣82座牌坊中就有37座是貞節牌坊。歙縣棠樾百來戶人家,歷史上先后就有貞節烈女59人。其三,以行鄉飲酒禮,推行春祈秋祭禮儀活動深化教化。理學之鄉徽州重視春祈冬祭的祭祀禮制,“盡遵文公《家禮》,各鄉小異大同”(許承堯《歙事閑譚》之“歙風禮教考”)。安徽省績溪縣上莊《上川明經古氏宗譜·新定祠規二十四條》規定:“凡祭祀,春以春分日舉行,冬以冬至日舉行,高、曾、祖、禰用牲,旁親用庶饈。一切儀節,謹遵朱子《家禮》”。其四,嚴規峻法整肅鄉風。《教民榜文》敕令:“凡有戶婚、田土、斗毆相爭等項細微事務,互相含忍”。若鄉民不聽老人息訟之勸而赴官陳告的,老人可緝拿問罪。

  此外,徽州里老承擔著對本鄉本里無籍潑皮之徒管理和本里之內盜賊等治安案件管理以及嚴查戶籍、防止逃戶和鄉里人員流動管理等職責。勸農方面,每里設置勸農鼓,每當農忙時節,老人會監督鳴鼓催促眾人下田勞作并獎勵農人積極種植養殖及疏浚。

  明中后期,里老在鄉村民間糾紛處理中的職能弱化,但仍發揮著“勸諭里老”“諭解里老”“勘諭里老”等作用。此時期相當數量糾紛是由受理戶婚、田地等訴訟地方官下批示,命里長老人進行實地調查勘驗取證,在勘驗取證中,許多糾紛經過族親眾鄰和里老調停解決。成化十九年(1483年),祁門縣十一都方浩與汪春發生山林糾紛,接到雙方當事人狀告知縣,雖“行拘各犯到官”聽取供述,但雙方爭執不下,知縣向里長、老人發帖文,命其實地勘驗取證。接到里長、老人取證結果的報告,知縣“別無余情,姑免取問”,未再次審問直接發給汪春等人帖文,令其根據取證結果,確認對糾紛土地的管業權。顯然,此案根據里老的取證得到了裁決。

  到了清中后期,宗族、文會調解,中人調解,鄉約調解較為普遍,成為最主要的調解方式。對于同族同村民間糾紛,大多數矛盾糾紛均可在宗族通過族長和里老等自治解決。但勢均力敵宗族間和大家族間重大矛盾糾紛,宗族組織解決不了,則提交遍布廣土村野的“文會”組織精英“鄉評”和調解。民國徽州的《豐南志》記載:“凡遇諸大禮節,即便邀請紳衿,折衷斟酌,此文會之役,有裨祠事”。

  由此可見,明清時期徽州里老不僅僅在調處各類糾紛與宗族、官府和里甲相互配合發揮作用,而且在勸諭教化、督課賦稅、治安防范、興學興教發揮著積極的職能作用,成為徽州社會治理的一種重要力量。“里老文化”現象對于當前鄉村治理中的自治德治法治“三位一體”機制建設,或許有著一定的借鑒意義。

  (作者單位:安徽省黃山市中級人民法院)

 
(責任編輯: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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